古代的希腊对待婴孩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，这两种态度都可以说是出於同样的出发点，就是认为儿童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延续，是人类生命的传递，代代不息。

　　 所以应当看重他，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去决定他们的看重标准。这两个不同的看法，也就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果：一种是斯巴达人的思想，另外一种是雅典人的思想。

　　 斯巴达人认为：如果下一代不行，整个民族就不行；如果下一代很健壮，这个民族就很有前途。但是，他们对下一代的素质要求，却被捆锁在物质身体的标准里面。所以，他们就做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、令人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把生出来的婴孩用尺寸量，凡是差不多等於现在六十五公分以下的孩子就杀死。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是长的：在两尺以上的，那么这个婴孩就是民族的前途，是民族的盼望。所以两尺以上的婴孩就留他一条活命，两尺以下的婴孩就马上把他杀死。这样，斯巴达人对体育、对体格、对我们身体的健壮因素，怎样对社会的前途有帮助的观念是非常非常肯定。

　　 这不是一个很看重儿童的社会观念吗？但是，就在同样的时代中间，我们看见另外一种尺寸、另外一种标准来衡量怎样看待儿童的价值。那是雅典人的观念：雅典人不是从体格这方面来看，他们是从智力的发展来看儿童生命应当怎样培养起来，所以他们对比较弱小的儿童，不是杀害，而是容纳他。他们宽容这些弱小儿童的存在，却在他们以后的曰子中，给予灌输智慧的训练；在他们长大的时候训练的是思想、智慧的爱好和灵巧的心灵方面，这使雅典成为一个非常有文化的高度文明的国家。

　　 雅典是一个城市国，正像斯巴达也是一个城市国。在他们发生战事的时候，事实证明斯巴达国被雅典国消灭。因为他们高大非常魁梧的体魄之上的头脑里缺乏一些东西。当计谋需要应用的时候，当要用智慧来反抗这些战争策略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应付。所以高大的体格，不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；健康的身体也不决定社会的前途。

　　 如果人的体格占有最重要的因素的话，那么人类早就被大象、水牛把我们捉去做毗们的奴仆了。人无论是眼睛、耳朵、牙齿、手、脚都不能与四周野兽和动物比较。

　　 从我们的生存条件来看，唯一能胜过毗们的是我们的智力。所以智力的重要性，应当被放在体力的重要性之上。